大学的时候，认识了两位台湾朋友，是一对父子。
父亲九二年时因做生意破产不得已来大陆谋生，他告诉我第一次来时带着八岁的儿子，在北京。下了火车，儿子突然说想要方便，于是父亲带着他到了火车站的公共卫生间，父亲在外边等着。不到一分钟，儿子哭嚷着出来了，说没办法小便。
忍着强烈的刺鼻腥味，父亲进去又出来了。
他对我说，九二年的首都北京的公共卫生间，让他双脚都变得沉重，迈不进去。
他给我叙述着，我想象着。突然想起自己童年时候和我的父亲坐车去西安市看他一个朋友时的情形。
那会我刚放暑假，穿着一身花裙子，一双红皮鞋，还有那时很流行的花边袜。
那时交通没有现在这么发达，我和父亲转了好几趟的车，走了很多路才到目的地。
到了父亲朋友的家，我却迟迟不肯进去，我记得当时站在他家门口，他家的木质地板上铺的暗黄地毯让我止步。因为我红皮鞋和花边袜上的泥巴让我感觉很尴尬。那时我才六岁。
我想到了九二年的北京，是否也如同六岁的我，会因自己身上某一处的拙污而难堪。城市也是有自尊心的吧。
大学毕业，辗转去过多个城市，或工作，或旅行，或仅仅是路过。
最难忘不过在上海的半年。
我住在杨浦区，算是靠近市中心的一个区了，可是就是这样一个繁华地带，却潜藏着大上海的晦暗艰涩的一面。
初到几日，几乎每天半夜都会被女人的哭声与尖叫吓醒，然后不自觉的会想到很多恐怖的鬼故事与谋杀案，整夜的失眠。好不容易睡着了，黎明时刻，大概五六点钟的时候，又被街道上吱吱呀呀的拉水车声吵醒。
后来和小区里的邻居们熟了，才知道所住小区的不远处有一个老人医院，夜里经常有老人病逝，我这才心安起来，那段时间半夜的胡思乱想加起来都可以写一部恐怖小说了。
而街上的拉水车与拉车的人，却让我内心很久难掩愧疚之情。
因为最开始是很讨厌这群人的，上班的时候，被他们熙熙攘攘的拉水车挡着让人心烦，还有任他们泼洒，湿湿漉漉黏黏糊糊的整条街让人稍感恶心。最怕街角处的垃圾台，常常恶臭飘散，满目疮痍，让人反感。
初到的一个月，我一直有种幻觉，觉得自己不在大上海，却像在难民窟。
但后来，因为上海的一场台风，这群人仿若地上的蚂蚁被淹了巢般艰难度日。
他们都住着用木头搭建的小屋，于街道两旁，小屋里都是被缩小了的简易家具，像极了小人国里的世界。家里的电是自己接的，没有洗手间和卫生间，没有排水通道。他们吃的水都要每天早上到政府供应站去拉，做饭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基本都是简简单单的甜粥加小菜。
一场暴雨，让木屋里面的住户遭了灾。
路对面的住户的房顶被台风吹了下去，一起的还有房顶上的盆景绿植，散乱在街道两旁。雨一来，一家人一边遮屋顶，一边排水……
这样的情景在我离开后，还在继续着。
我没问过这群人来自哪里，为什么会住这里。猜想过，可能是外省的移民，可能是来上海多年在上海安家的打工仔，也可能是……
这应该算是大上海光鲜亮丽外表下的一处不为人知的伤口吧，对于这个国际化大都市而言，我们看到了它文明发达强盛的一面，在无意间窥至其晦暗与其疮口时，它敏感的内心是否也被一击，觉得尴尬与难堪呢？
后来又断断续续去过大小城市约十多个，难忘北京盛大的故宫颐和园，和初夏之时午后和朋友在东单街上漫步时的悠闲，却无法忘记北京西站买票时无秩序的拥挤；难忘西安回民街的柿子饼和羊肉泡馍，却也忘不了钟楼附近成群的残疾人乞讨的场面；难忘咸阳湖畔微风习习携几好友把酒言欢时的安逸，却也忘不了汽车南站里面让人迈不进去脚的公厕；难忘渭南朝阳公园特色的建筑规划和多才多艺的表演者，却也忘不了所住旅店内没有换的床单与污渍斑斑的拖鞋……
城市若是有灵魂的话，她一定在舔舐自己身上或深或浅的伤口。痛至一定程度，它也会低吼，像一头惨遇猎人枪眼的猛狮，在逃脱之后不免要忍受子弹于身体内的绞痛；或像一台运转灵敏的机器，在不断改造与翻新中难逃时光摧残，生出惹人烦的锈迹时的哀鸣。
而伤害她的，是我们这群驻扎于其五脏六腑的市民们。
之前有朋友开玩笑说在北方的一线城市是很难晒黑的，因为雾霾帮我们挡住了紫外线，但若晒黑了却很难恢复白净，因为在紫外线和霾一起的作用下，美白只是幻想。
我们一边在咒骂城里的空气，咒骂城里嘈杂无序的人群，咒骂新修建筑时到处纷飞的粉尘，咒骂污水，却也一边加入其中，用刀子一片片的刮弑城市的五脏六腑，痛到了城市，也痛到了自己。
我突然记起大三时去我们学校的英语角同一位老外的交谈。
我们彼此先做了自我介绍，然后我又很自豪的告诉他我来自西安，十三朝古都。
他微笑了下：“Idislikethatcity”
我问为什么。
他回答：“Toodirtyandtoocrowded”
我愣了半天。
他伤了我的自尊心，当然也伤了西安的自尊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