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菋妦，是我的女儿。
她刚来到这世界上才几天时间，睡梦是她最大的乐趣了。除了肚子饿了，尿尿了，其他时间她都不太会闹，满足她这两点最基本的需求，她几乎没有其他要求。偶尔睁开眼睛，茫然的看着凑到她眼前的我，她伸出小手在空中挥舞着几下，不知道是欣喜我那么深情望着她，还是恐惧我的陌生，她总是将小小的瞳仁在眼眶里注视我一会后，便迅速转移目标，继而闭上眼睛，接着入睡。
睡梦中，她会一会发出唧唧咕咕的声音，遇到点声响，她就猛得伸出手往上想抓住什么，时而又闭着眼睛，微笑着，露出两腮浅浅的酒窝儿。
从做父亲的那天起，我突然感到人生还有很多快乐和幸福。有很多责任和使命在等待着我。从一天起，我开始觉得很多困难不过是暂时的羁绊，什么都不能挡住我意志里前行的脚步。
她那可爱娴静的样子，幼小的身体，在我的怀抱里显得是那么的楚楚动人。我坚硬许久的心，突然感到柔软而敏感。
在写这篇文章前，她被我从卧室妻子的怀里抱出来，用毯子裹的严严实实，放在我电脑桌旁的书柜格子间里，小小的她在那个格子间里安详的熟睡着，似乎很满意我对她的待遇。我幸福的看着她在睡梦中的一颦一笑，看着她偶尔将小小的手掌掠过脑袋，放在额前，打个哈欠，闭上嘴，又将嘴巴嘟起的样子。
我把电脑音箱撤下，用一根长长的耳机，一个耳脉放在她右耳的枕边，一个耳脉放在我的左耳。将电脑里存储的轻音乐输出，让旋律缓缓地流淌到她和我的耳膜深处。我要她在音乐中熟睡，在音乐中成长，在来到此世与之共享音乐旋律的第一人是我，把第一枚吻送她的也是我！
她听着莫扎特的《催眠曲》、班得瑞的《蓝色的夜晚》、《大自然情诗》和《回家》等名曲，熟睡的眼睛微微转动着，一副沉迷乐律之中的样子。我不知道成年后的她是否喜欢音乐，是否喜欢美术，是否喜欢文字，是否喜欢拳击与格斗，是否是为父的我所喜欢的那种传统淑雅的贤德女子。如果是这样的女子，还具有相对的才华和果敢的行事风格。那对我来说，将是怎么样的幸福人生？我的人生，后半生。有这么个新出生的女婴在昭示着我的盼望与希翼！
笔落此处，耳边放着奥斯卡百年金曲《此情可待》，她躺在我的书柜格子间里，似乎快要醒过来。我望着她萌动的眼睛，想象多年后的她会是一个怎样的女性？那时，我将走向苍茫的暮年，在自己的理想实现尾声与对她的深沉期盼中，走向人生的终点。
那么我希望她拥有怎么样的人生呢？问这个问题，和回答这个问题都很简单也很沉重。简单的生活，毫无疑问，无法成为世人之星；出类拔萃，显而易见，那就必须人性复杂中抗争。这是人类社会，无法更变的现实。人类是群居的，社会是复杂的；人性是善良的，思想是多元的。传统与现实，精神与肉体，很多都不能成为统一体，何况对于初为人父的我，又如何能告知孩子来到这世界上，未来要面对的是怎么样的生活与竞争？！
三十年前的人们，思维与现在截然不同，三十年后，孩子长大成人，又如何理解三十年前的今天父母所期望与设定的人生程序？曾有记者问王朔，你希望女儿长大成人是什么样的？王朔云：“我只想要我的女儿健健康康，平平实实、平平静静地生活一辈子。”记者追问，难道不想要女儿成功吗？这个痞子文学的开拓者，不留情面，泼口怒言：“什么是成功？难道她赚了很多钱，取得了名利？让一帮傻屄们到处去宣传就是成功了？！”记者哑然。
王朔，口吐粗言，实为不妥。但细思其语，非毫无道理。成功难道就是赚很多钱，成功就是让更多人知道你的名字么？的确，“成功”在今天来说，就是你的名字声誉有多远，有多高，有多响亮。但，这仅仅是今天，谁能知道三十年后的人的思想观呢？三十年前的人们刚刚从结束十年动乱，邓小平为了统一人民内部矛盾，在越南侵犯中国边境的背景下，进行了声势浩大的中越自卫反击战，那场战争大规模的进攻顺利后，军队撤回，与越南的边境冲突还在持续，直到1987年末才双方签订了边界停火协定。
1987年的兔年，二十四年前，我正好读小学一年级。12年后的1999年，我上了大学。又十二年后的今天，我有了一个延续自己生命的小东西，她的性格目前看来还属于兔子型的，不哭不闹，不那么惹人心烦。
言归正传，孩子该如何成长，女儿的未来究竟望哪个方向发展？谁又能知道未来的形式呢？三十年前中越之战过后，国内内部矛盾在战争中缓解，在深圳边境在民众“逃港”的大形式驱使下，邓小平南巡画了一个圈，放开了口岸，成立了第一经济特区。往前两年推在1978年，内地的小岗村18户村民冒着断头的国家行政体制危险，私自进行了承包到户的做法，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
九十年代的中国，在国有企业体制整改，在沿海城市经济的全面开放中，催生了市场经济的澎湃发展，一直到今天，中国的沿海城市经济也是远远高于内地。经济成了国民经济发展的主流，成为国家建设的目标，成为中国全力发展强国之策的使命。但是，迅速膨胀的经济观，也要我们这一代人失去了很多精神的信仰！
拜金主义高高在上，笑贫不笑娼的时代早已到来！如果做父母的按时代来规划孩子的发展，我觉得实在是不敢想象！六十年代出生的孩子，如今都是中年人了，他们的父母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在一个城市的国有企业里好好的工作，踏实的生活，这就属于幸福；七十年代出生的孩子，很多人向往着军队，向往着考大学，考上了大学可以分配工作；这是上一辈父母对孩子的愿望；而我们这一批八十年代初出生的孩子，我们是中国的教育改革实验体，赶上了第一批九年义务教育体制；赶上了高考首次3＋2形式；赶上了毕业没有分配，自食其力，自谋生路，应聘求职的时代，我们幸苦且努力的生活着。我们在中学时代，大学毕业还属于分配形式，几年以后到我们大学毕业后，就开始在失业中选择就业。这能是我们父母所期望的，是我们父母所能规划的么？显然不是！
如今，九十年代出生的孩子，他们的父母却都是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出生的人，他们的童年经历过中国最物质最匮乏的年代。因此，很多家长的精神信仰洋溢着对金钱追求的渴望与不羁，自己的儿女无论是做什么，只要有钱就是第一。这已不是少数个体现象。
当代的孩子，在未来成长中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