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些年的马兰草
我五年级上了一年半。不是春天就是秋天,全校文艺演出,每班出一个节目,班主任也不征求大家意见,就把我叫到办公室,食指指我:“你,就唱《红灯记》。”他指的是样板戏《红灯记》里李铁梅的唱段——《都有一颗洪亮
我五年级上了一年半。不是春天就是秋天,全校文艺演出,每班出一个节目,班主任也不征求大家意见,就把我叫到办公室,食指指我:“你,就唱《红灯记》。”他指的是样板戏《红灯记》里李铁梅的唱段——《都有一颗洪亮的心》。我四五岁的时候能熟唱好几段样板戏选段,当然,那时候能唱这个的人太多了。父母爱女,每每以此得意。我人小,不知道害羞怯场,一旦有人鼓励喝彩,更是起劲,一本正经奶声奶气的唱上一段。《都有一颗洪亮的心》唱的最多,我叫它“我家的表叔”。唱到尾句“都有一颗洪亮的心”的时候,左手轻轻捏着衣襟,右手伸出食指,作一颗心的量词表示,头斜于右,目光闪亮。时隔四十年背着人偷偷的温习,居然还找得到一点心境儿。
接着表演的事说。没有人告诉我节目的次序,也没有乐队伴奏、拉拉队鼓劲儿,我挤坐在操场坡的人堆里看别的班小合唱、舞蹈、朗诵,快板,参演人员多,有阵势。忽然听到报幕员说:下面由五三班表演,清唱——《都有一颗洪亮的心》,表演者***。我赶忙起身,哧溜下坡,拍拍屁股上的土,没有鞠躬,没有踌躇,上台就唱,唱完走人。我的胆子早就练大了,不会紧张。没有注意表演效果怎样,有没有人鼓掌喝彩,但是,唱完之后,好友赶过来埋怨:“你急啥呢,屁股上的土没拍就上去了,我在你后边,就你屁股上的两团黄土显眼。”
我有些郁闷。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本不算个事,人穷,就不讲究,农民一身土,矿工一脸黑,当然,同样的是辛苦,不同的是价值,黑煤比黄土值钱的多。
我们村毗邻矿区,八号土台的探照灯雪一样照亮了春夏秋冬每个夜晚,我上晚自习回来不会害怕;十点八分,长长的鸣笛响彻整个矿区并辐射到周边农村,报告准确的时间;矿医院建在人字沟口最平整的土地上,太平间的门和两个小窗,恰似魔鬼的鼻眼闪着诡异的光。在矿上读书,我们要忍受他们的鄙视和嘲笑,也接受他们给予的方便和实惠,被他们好习惯和丰富信息影响着——像凿壁偷光、囊萤映雪。比如他们买我们的鸡蛋核桃洋芋苇子叶,我们从他们的百货公司买油盐酱醋生活必需品。矿区的市场对于我们来说,又大又方便又自由,很多时候,价格也有我们定。每周可以看电影,看他们痴迷的豫剧,在课堂上说普通话,受教于学识渊博的老师。我所在的快班,有许多品格才学优秀的同学,他们接纳兼容孤陋寡闻的我,我也得以分享他们的见识、思维和友谊,分享他们颇为难得的辅导资料、课外书籍。曾受赠十几页印有焦坪煤矿字样的细格稿纸,雪白的稿纸,我舍不得写字,摆在面前欣赏,引的地理老师再三追问我家谁在矿上工作?在信纸怎么来的?
我在矿区上了四年半学,从五年级到初中毕业,我哥我姐也都是在矿中毕业的。校方常常在开学时撕毁条约拒绝我们报名,不过村里人不急,只消派两个不够壮实的劳力,挖断途径村里的输水管道就行,不出三天,自然有人通知我们报名。我们出让了大量土地供他们建医院安放设施,跟他们沾些上学的便利是应该的。
我十二岁的时候,第一次听到同学的父亲一月发一百多块钱工资,说前卫斜井大回采。惊讶的要命,到处传播还不能平息我的激动。秋莲妈端着菜糊汤瞪我,说我变的撩花了,撩花就是肤浅虚荣过分活跃的意思。在她心里,我说的是梦话、胡话、瞎话。用抽象、不可思议、遥不可及、恍恍惚惚,也未必能概括我对一百块钱的迷惘吧,它绝对不是一个实确的数字,不是一百斤重的猪,一百个鸡蛋,一百分的考试成绩,是一个不可捉摸的幻象。我驾驭不了想象,一百块有多厚一沓,能买多少水果糖呢。算不清算不清。那时发行最大的钱是十块,我的家境不错,摸过几次我妈放在楸木柜底红包袱中间蓝灰道道钱包里三五张十块的人民币,我家是村里的好家呢,姐姐在水泥厂上班,月资三十七块五,二十块交回家用,十七块五留给自己,父母哥哥都是劳力,只养活我一个闲人,我妈还喂鸡喂猪精于计划。而大多数的家,不仅少有进项,盐呀油呀农具啦,老人病病灾灾啦,家无分文、债务缠身都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我妈是村里的赤脚医生,小字本上记着厚厚一沓欠了两毛三毛的药费单子。借盐借醋借面的常有。我记得坡底下的婶婶和她妯娌吵的红脖子涨脸,为的是一家借面的时候,拿个蘸湿的大洋瓷碗,沾的里外都是面,碗面还想要冒出一点,还的时候,竟把干碗再在炉上烤了烤,碗面用筷子抹的平平。也听妈抱怨过邻家嫂子回回大缸子借醋小缸子还。那时,十三四个鸡蛋卖一块钱,一斤好肉三四毛钱,一根凉甜冰棍五分钱。我常在暑天里竖起耳朵盼望冰棍到来,装在白木箱子里、盖着白色干净的毛巾、富态干净的矿工家属背着叫卖的冰棍儿。河南口音里,我唯一爱听也听之不够的,就是她们悦耳悠长的吆喝:“凉甜冰棍儿。”音域婉转悠长,甜滋滋凉丝丝的。我看过一个早期的什么电影,一对恋人在夏日里谈情说爱,一次买了十根冰棍坐在条椅上吃,我姑就发火骂人,说这就是败家子,一次敢花五毛钱,不想过活了,遭年馑先饿死他。
矿上的同学天天吃白馍,拿没有掉瓷的白色搪瓷缸子在学校灶上接开水喝,穿素雅合体的衣服。我家馍黑,我又虚荣爱面子,索性饿一大晌,什么也不吃。生就的田园随性,渴了,对着水龙头一通狂饮,袖子抹抹,无比惬意。像我家,虽无借贷,但平日里也难得有新衣服穿,过年有一件新的,已是别家孩子钦羡不已的奢侈了,穿了妈妈宽大的灰色涤卡上衣,同学们嘲笑我是老土“瓷地猴”。我嘴不饶人,回骂他们“河南蛋,烧瓦罐,瓦罐烧了一串串…”后面是啥想不起来了。
有一次村里放电影,矿上的孩子都撵过来看。第二天一到校,几个男生就对我起哄,“老地主,老地主。”追问究竟,才说看电影时候,看到我坐在父亲腿上。他们说,坐在腿上看电影,就是作威作福的老地主。那是冬天,特别冷,父亲用他的大棉袄把我裹在怀里。
在他们的潜意识里,贫穷的农家孩子应是猥琐的、自卑的、低眉顺眼的,躲在人少的角落里默默无语自艾自怜的。我知道他们没有恶意,只是孩子间的率真,但也许他们真的不知道,穷人的孩子,除了缺少富足的物质,精神和他们一模一样,父爱一样深厚,母爱一样温暖,兄弟姊妹一样亲密无间,邻里一样亲善友爱,这些我们一样也不缺,甚至,有些还多于他们。
我曾经不无恶意的讥讽过一个大公司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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