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记忆中我根本就没告密，三哥挨妈妈一顿打，真的不是由于我告密。现在三哥提起来还说那顿打就是我告的密。我坚决否认。那年三哥十一岁，我刚八岁，其实我还不足八岁，到隔壁家爬墙头还很费劲的，要找比较矮的墙豁子，还需找块砖头垫在脚下，两手把住墙，两脚一点点向上缩，再用力向上蹿，翻身才能爬上去，有时也会失败，没办法才绕弯子从“大门”来往。那次在邻居李壮壮家，三哥和其它一群孩子们吹字（硬币），输了二分钱，他们还在玩耍时，我从墙豁子爬上爬下的回家了。其实这时妈妈已经从“大门”去找三哥了，妈妈发现三哥在赌钱，于是就狠狠地胖揍三哥一顿，三哥挨了打没忘记回头看，我不在了。回到家把气撒在我的身上，硬说是我告的密，而且说我把他输的二分钱的事也告诉妈妈了，否则，妈妈不会那么狠的打他。其实用不着我告密，妈妈见自己的孩子在赌钱不会罢休的。在那个年月妈妈是不会让自己的孩子去赌钱的。什么一分二分的，半分也不行。妈妈管孩子是很严格地。第一，不准赌钱。第二，不准撒谎。第三，不准偷盗。第四，不准吸烟。要老老实实地做人，不允许象二滑蛋似的在社会中混，再者说老董家祖祖辈辈没出現一个儿二滑蛋，这辈子妈妈是绝不允许在自己家出现一个二滑蛋的。虽然妈妈孩子多，妈妈管孩子是很严格的，这也许就是我们孝顺，社会上出了名的原因吧！妈妈生了十个孩子，成活了九个（有一个姐姐）。为此我们哥九个在社会上出了名，孝顺出了名，能干出了名，是不偷不耍的正经人。那年生产队年末分红，一下子分得800元钱，那时全公社都出了名。劳动力多，还正经干活，在劳动力中挣公分最多的。妈妈过日子非常仔细的，宁可吃糠咽菜，扎紧裤带，一般情况下是不向别人讨借的，因此，没有什么外债的，致使后来哥几个一个接一个的成了家（姐姐出嫁时也陪送嫁妆的）都没拉饥荒。一九八零年我十月一日结婚，三哥十二月就结婚，两个月董家接连娶进两个媳妇，而且哥哥娶的是大家族王老师的姑娘，我是娶的赫赫有名的县人委委员老刘队长的独生女。于是，全公社又出了名。八十年代一年一家娶上两个儿媳妇的太少了，爸爸妈妈做到了，真是较劲啊！大礼小礼没的差事，儿媳妇娶回家，不闪腰不差气的怎不叫人佩服！妈妈是过日子的能手，教子更有方，哥哥姐姐们在生产队干活，回到家里还要搞夜战－－编蓆头（用秫秸刮下的皮编织，用来打棉花包）。每逢供销社收蓆头的日子，供销社的帐本子上我们卖的是最多的，而且打回来的不合格“产品”也是最少的，即使有，也是我这个“学徒工”的“产品”。那年月，农村还没有电灯，编蓆头是要在煤油灯下编制的。自家的秫秸是不够用的，父亲要去东屯西屯的买秫秸，有时竟跨过呼兰河到河南买秫秸。秫秸买多了，蓆头也就编得多，钱也就挣得多。竟连柴禾垛也高大了（从秫秸上刮下的瓤）。妈妈说：要把握好三大项，一是要有自己的住房（七十年代有好多人家是找房住，有的是住东西屋，有的是住南北炕，住南北炕的是要挂幔子的。不是悬话，还真的有一铺炕上住两家，炕头一家，炕稍一家，中间隔一块板子。一个没媳妇，一个是光棍住在一铺大炕上真的是两家。自己做自己的饭吃。当然，东家是不允许吵架的，否则就会被赶走的）；二是自己有米（那年月，好多人家口粮是不够吃的，要向别人借，年初借一碗米，秋天是要还两碗的。即使是五六月借的，秋天也要还一碗半呢，为什么有的人家秋天还完米又所剩无几了呢。借的多，还得多，越没吃的越要借，越借也就越穷，穷了哪有自己的住房，为什么那年月逃饭得多呢！）；三是，有自己的柴禾垛。柴禾垛的大小能体现某家日子过的怎么样。（有的人家柴也是不够烧的，要借。借柴和借米一样，春天借一捆秋后一定要还两捆。记得我家也向大姨家借过的，大姨相信我们，要依二表哥是不会借给的。后来我家的柴禾垛忽葱扈从的）。这三大项我家是全具备的。当然，妈妈会过日子，会领道孩子们正干，房子曾借大姨家的住过，南北炕，人多，可想而知。唉！接着住马架子、两间草房，然后靠编蓆头硬是把“大地主”后裔青砖房“编来”了住。写文书那天原房主含着泪对爸爸说：老董啊，就是你家住，别人买我真的不会卖给他。
妈妈现在还说，做房媒的是当时的村大爷，他担心写文书时我们拿不出钱来。钱拿出来了，他高兴的仰天大笑，连饭都没吃。他没有掉在地上。
妈妈总跟我们说，正经人家的孩子不输不耍，不偷不抢。只要是正经干活过好日子才叫人佩服，瞧得起。可不是，我们就这么做了，要不怎么媳妇一个接一个地进老董家的门！而且一个赛一个，个个都孝顺。儿媳妇孝顺公婆，儿子怎能不孝敬岳父母！“孝敬岳父母的好女婿”的奖状挂在墙上，于是，孝敬老人的孝子在十里八村又出了名。
妈妈就是会教育子女，大哥、二哥小时真的上不起学，也就罢了。自三哥一直到最小的老弟，妈妈是努力让上学的。爸爸妈妈说，只要自己愿意读书，念多少年供多少年，钱用在刀刃上，读书花钱可以，其它的乱花钱是不可以，耍钱是绝对不允许的，要不三哥为什么只输了二分钱，没用我告蜜就挨了一顿胖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