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今日说法》前天做了一期高速公路逃费案的节目，逃费数字之巨令人匪夷所思。案犯时建锋用诈骗手段在8个月内逃费368万元，被河南平顶山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在法院判决已经生效，而案犯并没有提出上诉的情况下，平顶山市中院突然召开新闻通报会，宣布对“时建锋因诈骗被判无期徒刑”一案重审。
我们暂且不管法院为什么要对该案重审，先看看逃费的数目。8个月368万，也即这位司机平均每天要缴纳1.6万元的过路费。据时建锋说，这8个月，他仅仅赚了20万，如果不逃费，辛辛苦苦8个月，不仅赚不到一分钱，还将赔上348万，这生意还怎么做？对时建锋而言，逃费似乎成了他维持生计的必然选择？这个案件引起了社会舆论对公路高额收费的质疑，和对时建锋逃费的同情。这样的结果可能出乎司法部门的意料。
我们暂且不去评论法院对时建锋案的判决是否合理。且看《中国经济周刊》曾经做过的一篇报道，标题是“中国物流成本比美国高一倍，中小企业纷纷倒闭”。文章说，在社会流通领域中，中国的物流成本占GDP的比重近20％，而美国的比重是10％，比美国高出近一倍。结果是一些曾经看好中国市场的跨国企业，因物流成本太高而退出中国，国内的中小企业更是举步维艰。网上有一条备受关注的数据，说是从广州开辆货车到北京，光是过路费就有1400元。还有人做过统计，1公斤货物从上海运到纽约只需花费1.5元人民币，而从上海运到贵州却需要花费6—8元人民币。
这就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中国物价飞速上涨的原因。以进入北京蔬菜批发市场的菜价为例，一车30吨的萝卜，从河北拉过来，油费涨到了400多，货车进场费也比往年贵了几十元，还有垄断性的市场管理费甚至市场专营的袋子，层层加码的最后是菜价攀升，但菜农却并没有赚到更多的钱。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承认，“中国蔬菜在流通环节的成本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3倍。”
公路收费的狮子大口，究竟张得有多大，我们可以从“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平顶山分公司发布的2010年上半年年度报告中略知端倪。“郑漯高速、漯驻高速、郑州黄河大桥、郑尧高速4条收费道路，上半年的收入总额超过10亿。”该公司官网发布的营业收入信息显示，连续多年该公司利润总额都多达数亿，“为目前河南省交通行业唯一一家上市公司”。半年10个亿，一年就是20个亿，这还仅仅是“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中的一个分公司的收入。那么整个河南省呢？整个国家呢？再联想到除了公路收费以外的其他各种显性、隐性税费，该有多少呢？没有人能准确回答这个问题。但可以肯定，这些税费最后都通过价格转嫁到了消费者身上。结果是收入分配反向调节，财富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分配上严重失衡。国家富了，但民生的改善却更加艰难。
在如潮的质疑声中，我们听出了公众对当下收费公路的种种不满。作为一个收费公路占全球收费公路70％的国家（据人民网），高额的收费，给民众生活带来的巨大成本，就如永远喂不饱的虎狼一样，蹲在人民的生命线上。遍观当下“涨”声一片的市场，它们究竟担当了什么样不光彩的角色，大家有目共睹。民众对此的不满，已远远超越过了对逃费者的愤慨。从中表达出对国家公共服务不到位的焦虑和不满。
大家与其说是在为逃费者鸣不平，倒不如说是在为当下某些已经影响到民生，而不得不检讨和调整的政策提出疑议。时建峰的案子，不过是把大家的眼光重又吸引过来，起了催化作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