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岁的夏天，我开始玩一种隔着长江水和电流声的游戏，有时，是和父亲，有时，是和母亲。我开始坦然地接受父亲母亲这样老气横秋的称呼，在每一次电话结束的时候把他们加在“再见”两字之后，然后沉默下来，默默拿着手机，一直想要等到对方挂掉电话才按下结束通话的红键。可不巧的是，没有一次例外，最后的赢家都是对方，有时是我的父亲，有时是我的母亲，他们最长的一次胜利的记录是42秒，一个在未来某一天可能会被打破的记录。
六岁的夏天，父亲从厦门出差回家，我在家门口迎接他的箱子、他、和去车站迎接他的母亲，在母亲还在浸透毛巾拎干给父亲拭去间关千里的疲惫的时候，我已经把旅行箱三位数的密码锁破解开，如觅食的恶狼一样翻腾内袋，欣喜地发现了人生中第一台红白游戏机，然后在父亲看我喜悦的神情和日后母亲因我沉迷于此的责骂中，凭此成为大院里最有话语权的小孩。
九岁的夏天，父亲、母亲、姐姐和我一起并着走在无灯的月影下，被燥热天气烘得透红的夜月投在地上，将一家四口的影子拉得细长细长，一左一右摆动的双臂们让全家的影子晃动起来，恍惚得有些像白天刚参加完的葬礼。往院中林深处走，影子越发黑下去，却又镇定了许多，这是在提醒今天不过是一次喜丧，晚上打包子时候浮一大白，死生的事情也就随风去吧，于是父亲便将昏昏欲睡的我背在背上上了楼去。
三岁的夏天，我伏在父亲的背上，声音从声带滑向喉头，跳过咽腔，系在小舌头上弹出在空气中，又被看不见的细线收了回来，穿过外衣、皮肤、肋骨、肌肉、后背，从四方密集到我的耳蜗里面，嗡嗡地又温温地，褪去了词义，只剩下一股睡眠的气味，催出了我的梦虫。
十一岁的夏天，母亲结束半年的学习回乡，来不及卸下劳顿，早早地候在我放晚学的校门口，挑了一个最漂亮的站姿微笑着朝着我出门的方向。初夏的小暑气像一颗炸雷一样，在我见到她之后在我脑海中炸开，我史无前例地想到了两位数的修辞术语和名词，最后挑了一个“欣喜”向她问道：“给我买礼物没有？”，她有些尴尬地耸耸肩，完全忘了自己本是最好的礼物这回事，语塞起来。又一颗炸雷炸开，散发出一阵更大的负面情绪的烟气，我愤懑地扭头就走，直到她用一盒炸洋芋将我堵在上楼的楼梯口，一种曾经被列为禁物的小吃，在她还有点趔趄的赔笑和我一点收复失地的得意当中让我破涕为笑。
十四岁的夏天，父亲和母亲陷入一段长时间的战争之中，偷听，跟踪，离间，欺骗，吵闹，摔碗，撕照片，家庭会议，民政局……无数个闻所未闻的词语挤爆了三室一厅的房子，我躺在临着楼梯隔壁房间的床上，听熟了整栋楼住户上楼的脚步声，每一次深夜听到最熟悉的那阵脚步时窃喜一阵，又在几分钟后的吵闹声中陷入最大的沮丧，以至于让我几乎没了面对太阳的力量。直到我交出两封绝笔信和十天的出走，才换来一种看似真正的和平。
十七岁的夏天，姐姐挽起来另一个男人的手撑起另一个家庭，这让我父亲有些吃醋，他和母亲相互把手攥得紧了又紧，像是在声明他们不仅有还可以追忆的爱情，也有一直能携手的勇气，来告诫那个男人，信守生生世世的承诺。我帮他们完成一个新游戏规则的制定，输了的人需要在中午下班后早早赶回家围上围腰转灶台，这是因为他（她）早上在数白头发的时候，发现对方眼角的褶子，又无声无息地多了一道。
二十三岁的夏天，我把手上的包交到父亲左手，他有点猝不及防地往下坠了一瞬，再缓缓地直起腰来，母亲张张口，像是要责备我的不周全，却被父亲挥挥手打住，再给我挥挥手，算是作别。我还来不及倒计时，就酸到了鼻头，转过身不敢让他们看，估摸着他们应该走了进去，回头。却发现，我还是输了这个谁最后挂断的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