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的文章中,还有一些精辟的话。比如：各界人士对鲁迅的颂扬，有时到了妨碍我们自由呼吸的地步。什么时候到了能随便批评鲁迅了，或者大家把鲁迅淡忘了，我们就进步了。若想精神自由，首先就要忘掉还有个‘精神自由之神’。这些话，都是针对那些吃鲁讯饭的人说的。王朔小说写的好，文章也写得好，最重要的是，在中国作家中，他能够放言无忌，保持精神上的自由。”（韩石山著：《少不读鲁讯　老不读胡适》第54页）
二00五年十月中国友谊出版社出版了韩石山先生著的《少不读鲁讯　老不读胡适》。此书发出了新文化运动以来对鲁讯最不认同的声音；揭秘了两大文化阵营的明争与暗斗；书中的许多思想与观点令鲁研界汗颜。
先生在此书中研究的是一九二七年以前的鲁讯，他研究的方法是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有八分材料不说十分话。一切从当时的实际出发，不夸大也不遮掩，尽量还原历史，呈现历史的本来面貌。韩石山先生希望通过这样的研究还鲁讯一个公道，也还历史一个公道，还历史上许多人物一个公道。
应该说韩石山先生的《少不读鲁讯　老不读胡适》这样一部挑衅鲁研权威的书得以面世本身就是社会在进步的一个标志。先生写这部书并不是存心要跟吃鲁研饭的文人过不去，而是我们的鲁研界乃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存在许多懒汉作派与乖孩子现象。一个伟人肯定了的人物便有一批批文化人紧跟其后对他进行再肯定，肯定的平方，肯定的立方，不能说这样的行为中不存在趋炎附势的心态。在特定的环境特定的条件下我们不能对人们的这种生存方式进行过严的攻击，因为生存本来就有许多无奈。
当一个人一生的学问与精力都用来附和他人，他没有勇敢的将他有益社会进步的声音与智慧发挥出来，这个人其实就是白活了一回，这是这个人的悲哀，也是社会的悲哀。如果人们的才智都真正好过了社会的进步，或在科学领域，或在文化领域，或在生产和商业领域，无论他的才智在哪个领域大放光彩都比在别人的光彩中讨生活更利于社会的进步。
我们不必过份的鞭鞑谨小慎微生存着的附和者，但是我们真应该为那些敢于指出社会弊病，不时为社会注入清凉的勇士送去热情的掌声。社会生活不断变化，适应变化的生存方式绝不会一尘不变。观念先入为主是绝大多数人的共性，教化人让人形成一种观念不易，改变人已经接受的教化让他们接受一种新观念更是难上加难，这就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速度相当慢的原因，很多人离开学校后观念基本定型，更新的观念往往要等他下一代求学时才能接受。
我在学校求学的时候教科书中给了我对胡适不太好的印象，感情那是个反面人物似的，鲁迅的文章又不合我快乐的天性，因此这两个人的书我都读的很少，也对他们二位缺乏了解。韩石山先生的《少不读鲁讯　老不读胡适》让我对鲁讯和胡适及当时许多优秀前辈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表现充满敬佩。
“可以这样说，蔡元培是一位韬略深远，而又知人善用的主将，陈独秀是一位攻城略地，推枯拉朽的主将，而胡适则是一位勇于除旧布亲，注重建设的主将。正是他们三人的积极配合，互相欣赏，各自发挥各自的最大能力，这才造成了中国新文化运动初期那种生机勃勃的大局面。”（摘自《少不读鲁讯　老不读胡适》第30页）
先生的这本书让我对那个最初在我脑海中是“反面”印象的胡适更增进了了解，感谢他在促成我们现代的人可以这样轻松明白的写白话文运动中的突然表现。我也很喜欢他及他们那一代留洋欧美的人几十年前从西方给我们送来的新鲜的精神食粮。
“胡适晚年，对民主一词下过一个简明扼要的定义：‘民主的真意义只是一种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千言万语，归根只是一句话，就是承认人人各有价值，人人都有望可以自由发展’。他又将这种生活方式归结为‘一种个人主义的生活方式’。个人主义，很多人都理解为利已主义，不是的，这是一种积极的个人主义。用胡适的话说，就是：‘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若将你自己这块材料铸成器。’
……
‘在民主生活中中国人所最需要的是参与而不党同，独立而不避世。’
……
‘胡适还说过，民主只是一个过程。换句话说，民主永远不会有实现的一天。无论现在的社会是如何民主，我们总可以盼望一个更民主的将来。’
……
他又说：‘民主的生活方式，在政治制度上的表现，好像是少数服从多数，其实他的最精彩的一点是多数不抹杀少数，不敢不尊重少数，更不敢压迫少数，毁灭少数。”（摘自《少不读鲁讯　老不读胡适》第33－34页）
写《少不读鲁讯　老不读胡适》是先生为社会进步做出的第二种努力：为人们推荐一种更理想的生存方式。尽管这种生存方式不是先生首创，但是毕竟它还有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不断完善的必要。国民现在群体能做到的离胡适先生所追求的还有很大的差距。
“把鲁迅与胡适作一比较，看的就更为清楚了。鲁迅是个旧文人，他的用语与文风，都是旧的；胡适是个新时代的知识分子，他的用语与文风，都是新的，文是全新的文，人是全新的人。尤其是他对中国社会改造的理念，是向上的，是建设性的。没有偏狭，没有仇恨，只有诚恳的劝导，切实的擘划。鲁讯则不然，气愤，怨恨，诅咒，嘲讽，无所不用其极，偶尔也会说些‘光明’一类的词儿，不是言不及义，就是大而无当。在他那里，是看不到什么建设性的改造社会的建言的。
中国若不打算走向现代化则罢，若打算走向现代化，又要在文化上选择一个旧时代到新时代的传承式的人物，只能是胡适而不能是鲁迅。”（摘自《少不读鲁讯　老不读胡适》第309页）
说出这个定论的是韩石山先生，论证这个定论的则是历史，时间迟早会将正确的答案告诉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