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随着金庸武侠作品《雪山飞狐》代替鲁迅的《阿Ｑ正传》出现在2007年7月的北京课改后的语文泛读备选篇目这一事实，一场关于文化的讨论已是沸沸扬扬。
其实，不仅是今年，去年《天龙八部》的部分章节已被选入人教版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读本；其实，不仅是去年，早在好几年之前，就有北京一知名大学的知名教授把金庸的名字排在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大师第三（鲁迅郭沫若之后，巴金茅盾之前）的位置。由此观之，在某些人的意识深处，对金庸的吹捧是系统的，长期的，全方位的，不遗余力且不曾间断的。
按说，追捧金庸也无可厚非，在一个和平年代里，对于一些生性懦弱的知识分子来说，在意识深处过一过冷兵器时代好勇斗狠的瘾，在潜意识里完成一次英雄的想象，这也是一些无所事事没有追求且有点庸俗低下者的一种挺不错的消遣。但偏偏我们又中了宋儒的毒，玩就玩吧还偏要一个道貌岸然，冠冕堂皇，非要把一些消遣的，娱乐的，感官的，低层次的东西说成文学。文学就文学吧，还排名，还第三；排名就排名吧，还选入教材，荼毒苍生；荼毒苍生就荼毒苍生吧，还非要替换下先生的《阿Q正传》，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其中的某些动机了。
当然，我不是说《雪山飞狐》多么的不好，但显而易见的是再多的《雪山飞狐》也比不过一部《阿Q正传》。或者干脆说，再多的金庸也比不过一个鲁迅。诚然，在现在很多小康甚至大康的人看来，鲁迅标枪，匕首式的批判和揭露仍然让人刺了，疼了，对号入座不自在了。他远没有金庸小说里的侠骨柔情更醇，更蜜，更春风十里撩拨人。但是，我们能因为这些而远离先生吗？换言之，夜幕下的三陪小姐打扮的再漂亮，再迷人，我们也只是玩玩而已，有谁放着自己虽满是苛责但生育有恩的母亲不顾而去对着她们顶礼膜拜，高呼万岁呢？
再放眼现实，我们对鲁迅先生的自我解剖精神又是多么的需要。厉览近几年的中国文化界，除了一些爆料的事一拨接一拨外，正面的几乎就没出过几扑让人精神一振的事。前几年出了个余秋雨，大家一致棒杀，非要以比历史学家都务实的精神考证余先生文学作品里的本事。结果吓的余先生几年没写散文。近几年，借助电视传媒出了个易中天，一看那脸上门头沟似的皱纹就清楚，对于一个辛辛苦苦教书育人的老实人来说，人家到这个年月才出名是多么的不容易。再者，抛开出名不出名不谈，就人家说话那幽默劲就知道人是一挺有意思的小老头。但人们还是不买帐，非要冠以文化超男，学术骗子的恶名。好在易先生不太在乎，超男就超男吧，无所谓。好在全国人民和厦大的师生是明白人，没被这乌烟瘴气给罩住。
扳着手指头算算，我国有多少年，多少十年没出过大众普遍比较认可的大师级人物了，冷不丁的突然间瞢出来一个吧，大家还非要齐心协力的把他掐死，这是为何呢？几年前，一直以讲真话著称的王朔曾勇敢的把金庸小说列为文化界四大俗之一，这本来是个很好的事情。但接下来对王朔的批判使得这位有名的王大嘴几年来不敢再公开说话，这又是为何呢？
其实，有一点是很清楚的，他们批判鲁迅，是因为鲁迅所批判的国民的某些劣根性在他们身上还很健在；他们否定名人，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成名的捷径，因而批判的越欢，越显示他们渴望成为自己所批判的那种人的迫切与卑劣；他们非要再找一个性质不同的东西代替权威，是因为他们要藉此把人们的判断标准搞乱，好浑水摸鱼；他们批判王朔，是因为王朔阻碍了他们颠覆的进程。试想，如果有一天，我们的语文老师在课堂上分析的不是祥林嫂的悲剧意义，而是梅超风的欺师灭祖；不是阿Q的弱国民的麻木性格，而是韦小宝怎样才能娶到七个老婆；不是教学生怎样观察生活，而是教他们学生怎样娶老师当老婆，老师怎样勾引学生；我们的高考考的也不是反映人类一切美好情操的篇章，而是让分析岳不群成功的小人之路。到那时候，天下恐怕就真的成了金庸小说笔下的“江湖”了，想想这些就有些后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