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故乡街头，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与我同住一起的同学陈某某。我被捕时，就是住在他家下。不过我也想到，他会不理我吗？我被捕时，是否对他有所影响，我不知道。但是，我想起我关在收容所，他给我送稀饭去的情景，我想可能不会变。
我来到他曾经住过的房子前，这是原来陈某某的家，这里的街道和房子都没有变，完全是老样子。只是这里成了一家裁缝店，我认为他学了裁缝。我上前问：“请问，陈某某在这里住吗？”“我不认识陈某某，我是在这里租房子住的。”“那么，这里的房主人姓陈吗？”“不，这里房主人姓任，不姓陈。”看来，我要找的人是找不着了，我感到绝望。我想这第二个人该去找谁呢？我想到原来有个亲戚，在西门住，这人我叫表叔，受过我祖父很大恩德，看在祖父面上，该会接待我。我沿着街子向西门走去。越朝西门走，小街越显得萧条，东门，还有些铺面开着，西门根本没有打开的铺面，冷泠清清。才感到，故乡怎么如此贫困？
我终于走到那位亲戚家门前，房子仍然是那房子，门紧紧闭着，我迟疑一下，没有去问。好在没有去问，因为后来的事证明，若当时去找这位亲戚，一定会碰一鼻子灰。以后的事，是在1983年，我从劳改队出来后，没房子住，曾经去他家租房子，他家有多余房子，提出给他家租房子，他却坚决不答应。人家早把祖父对他的恩德忘了。这事说明若当天去找他，肯定不会有好结果。
我在这亲戚家门前站一会儿，叹了口气，又朝下街走去。想去想来，再去问问陈某某的情况，若实在问不着，就买车票回雅安。在雅安耍几日，就回队上。
我来到小匡先生家门外，她家的房子紧闭着。我接到过她的信，说她已经不在那里住，当然不敢去问。在街对面，正是我家以前住过的院子，也是我叔母住的院子。这种情况下，自然有一些留恋，我走得很慢。我改变了主意，无论如何，回来一趟，总得对一些事情问一问。在这个院子里，还有一位姓王的同学，白天，不宜去找人家，晚上，总可以去问问他一些情况。我不自觉地多看了那院子两眼。
一个女人从小匡先生家侧边一条巷子走出来，她是认识我的，她是我们同生产队的。她看见我，就招呼我道：“龙生，你回来啦？”这是我回乡后第一个招呼我的人。我答：“回来啦。”“到过你婶娘家去吗？”“还没有，一会儿去。”我不想将叔伯兄弟写信骂我的事说出，只能敷衍。我能说不愿意去吗？当然不能说。“你贵阳姑妈回来过，知道吗？”“不知道。”“你姑妈现在好了，在贵阳工作，给你家叔母家拿好多好多东西。”我不便说什么，只是哦了一声，我正想离开，这位女人却指着正从院子内挑粪出来的我叔伯兄弟说：“你看，那不是你兄弟吗？”她大声喊道：“某某某，你大哥回来了。”不知是因为当着面不好骂我，还是人家外人都不怕牵连，在与我说话，这位曾经写信骂我的兄弟，走过来。“你回来了？”他问。“是的。”我答。“走，回去。”既然他叫我回去，我还能拒绝吗？我随同他一起向院子内走去。还没到家门，他就大声叫：“妈，龙生哥回来了。”婶娘走出来。她问：“你回来了？”“是的。”“进屋来吧。”我走进屋子。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走过来。“这是你的继叔父。”婶娘介绍着。我只好叫了声“幺爸。”“你还没吃饭吧，我给你弄饭。”婶娘弄饭去了，我就陪着新认识的幺爸闲聊。一会儿，婶娘将饭弄好，我也感觉饿了，就不客气地吃起来。
边吃饭，婶娘边问我的情况，我就将我的事情说了一个大概。她问我还走不走，我说是请假回来看看，当然要走。她说起叔伯兄弟与我回信的事。她说外面阶级斗争抓得很紧，又说我叔父劳改，我又劳改，一家有两个劳改犯人，家属的日子实在不好过。说到叔父离家后，一去无消息，是可能死在外面了。她带几个孩子，实在无法，只有另外嫁人。又说，这后继叔父，是四川石棉矿的工人，对她一家人都很好。我叔父的小儿子已经弄去接他的班。她又说，这位叔父性格虽然有点怪，但只要顺着说，就什么事都没有。同时，她又说到贵阳的小姑妈，曾经回来过，并说她现在的一些情况。我自是边吃饭边听她说。人家能接受我，还能说什么，自然只能答应“是，是，是。”
晚上，根据当时的规定，住上三天以上的人，必须到生产队报到。我只有拿着请假证明去。我先见到治安委员，生产队妇女队长，是我同学胥某某的妻子，又是我们队上胥管教的兄弟媳妇，我说是她大哥处回来的，她根本没有为难我。不过，她说，还得去与生产队长王某打一声招呼。对于王某，我内心有些讨厌，但是，这种情况下，总得去见人家。王某也没为难我。他说：“你回来了。住几天就住几天吧。其实，你根本不应当犯罪。”最后，他教育我，要我很好改造，接受贫下中农教育，争取重新作人。这种情况下，我只有老实接受教育，只有唯唯喏喏，还能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