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文字该也有几十年的时间了。当年也就是老师的一句话，就让我不知天高地厚的走到了这条路上。当时就是理想，没有别的。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的我发现中华的文字有着许多奇妙的地方。很多的时候它竟然和人的心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于我都怀疑，到底是先有中华民族，还是先有中国的方块字。
开始写作纯粹就是为了满足内心的一种情感，所以写出的文字就是生命感情的自然流露。可是，随着生命在社会里不断的历练，我有意无意的感觉有时候只用自我是无法图鞥中华文字的。我也知道自己的想法幼稚，因为在中华文化的历史里，把中国方块字玩到极致的人美不胜数。我一个没有认识多少中国的字的人又怎么可以来诠释中华文字呢。
不过后来既然决定在社会中生活了，总不能让自己可怜的思维浪费掉。第一次和社会碰撞已经是二十七八年前的事情了。那时候才十七八岁，思想似乎总是跟着时代寸步不离。那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年代，中国刚刚从封闭的过程中走出来，看到外边的世界天花烂漫，当时给人生命还真的就像是注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活力。
那一段时间中国的文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一时间，各种流派的作品在社会里溅起了不少的波澜。那时候的我和现在不一样，喜欢写诗。有一次我们在靶场进行射击实战，就在我正在瞄准的时候，突然看到了一位在当时可算是很摩登的漂亮姑娘从边上走过。我当时一走神，指挥员的射击口令发出了。几乎就是短短的一秒钟，结果我射出的子弹全部脱靶了。要知道，当时我可是小有名气的“神枪手”，可是怎么也没有想到，瞟了一眼姑娘，竟然把子弹射上了天。
就是为了这件事情，我的心里可是难受了好大一阵子。后来为了给自己解脱，能让心灵平息，我写了一首《就短短的一秒钟，祖国会原谅》的长诗。写完了本来是撂在床头的；没想到真有们看到了，都说写的有味道，写出了大家心里感觉。他们鼓励我把诗歌投出去。也许就是年轻，也许就是因为我也觉得所写就是自己心灵最纯真的东西，所以也就没有多想什么，投到了有关杂志。没想到最后发表了。
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心里还着实高兴了不少时日。不过后来大家知道的那场莫名其妙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运动开始了。不料我写的那首诗竟然被当时的领导在一次总政的会议上给点了名，说我的诗歌就是自由化在连队的反映。要知道，那个时候和现在还不一样，既然和资产阶级自由化联系在了一起，我那里还有好日子好过呢。开始是不停的找谈话，后来就是没完没了的写检讨。
那一时刻，我狠劲的读自己写的那首三百多行的诗歌，可是我怎么也读不出来什么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了。所以他们说我思想没有认识，最后决定关我警闭。那时候年轻，和现在不一样。要是放到现在，我敢说一篇检讨就可以过关的。这些年，别的本事没有学到多少，但是说假话，欺骗人的本事还是掌握了许多。所以就是关了警闭，我还是没有办法从思想深处来认识自己的错误。
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当时我也愤怒了，告诉他们，不放我出去，我就不刮胡子。不过中国的政治运动就是那样，来时轰轰烈烈，最后却总是不了了之。记得好像就是在五月，已经是春暖花开的日子，我们首长来找我谈话，说给我解除警闭。我问问题怎么解决？首长笑笑没有回答。不过在那一时刻，我看到首长的笑比哭还难看。为了人生的纪念，走出警闭室，我就照了一张照片，至今还留在相册里。
看来在中国这样的政治国度里，要玩好文字还真的不容易。我喜欢鲁迅，喜欢鲁迅那些简直可以和匕首媲美的文字。不过后来有人说，那是放在了他生活的那个年代，而且他一直住在上海日本租界里。要是放在当今，天晓得会是怎样的结果。好像还有人假设过，说是要是放在当今，鲁迅只有两条出路，一条是沉默，一条就是走进监狱。当然了，过去的事情我们是不能用假设来说的。但是在我所走的这条低级的文字之路上，也有许多现实的事情发生。
就是因为那个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我一直到退伍的那年才终于光荣的加入了党组织。回到地方，没想着再去做什么文字事业，心想家乡盛产煤炭，做一名矿工就很不错了。可是事情总是不能随人心愿，后来我走进了县委宣传部，做了一名新闻干事。按理说，在这样的单位，做这样的工作是不应该有什么问题的。可是在具体的工作过程中，我慢慢的发现，当今的新闻工作者最大的悲哀不是写出的稿子刊发不出来，而是不能把自己看到的真实的写出来。尽管我们知道，新闻的生命就在于真实。可是太真实了，政治就不答应，做新闻的就有可能丢了饭碗。
第二次的磨难是我在县委宣传部上班的第三年，当时我觉得一切都还顺利。后来去农村采访，发现农民的生活简直比我想象的要贫穷许多。记得当时我去一家农户，全家五口人就住一栋土窑洞，都睡在一个土炕上。更让我不解的是，窑洞很深，最外边住着人，在里边是做饭的地方，最里边竟然是猪圈。没有电，吃水还要到五里地外的河里去挑水。我问当时陪我去的乡上干部，都什么年代了，怎么还有这样的生活方式？难道这个也改变不了。乡上的干部不好意思，最后说这还算是好的，说还有一家也是五口人，两个老人，女儿和女婿，还有孙子，都睡在一个土炕上。
听了这样的话我当时根本不相信。结果我们去了，一切都是真实的存在。为了自己的良心，为了这些可怜的山区农民，后来我写了一篇关于贫穷的文章发表了。当时我认为新闻就应该来揭示社会中的问题，来引起社会的关注。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这篇很真实的文字竟然引来了轩然大波。开始是县长找谈话，说我怎么可以这样做呢？怎么可以胳膊肘朝外拐呢？人家说我们无能那没有办法，可是我们自己怎么能这样说自己呢？后来县委书记也找我谈话，书记毕竟是书记，说出的话比县长还要文明一些。他说我看问题有些小了，新闻也是要看大流。总体说，这些年我们还是发展了，特别是这一届县委还是为农民做了很多事情的。
当时我想反驳，可是去的时候，单位里好心的同志叮嘱我，领导说什么都不要反对，这样对我有好处。什么好处同志没说，不过我想，既然有了那第一次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动静，听听同志的话也许还真的有好处。所以我就用沉默回应了县委书记。不过后来我终于明白了同志们说的好处。在宣传部一干就是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