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孟子从外面回家。一进房门，正撞见妻子没穿衣服。孟子生气了，要休妻。孟子向母亲报告了妻子的“失礼”。母亲问他怎么知道妻子在房间里未穿衣服，孟子说亲眼所见。孟母说：“这不是你的妻失礼，是你无礼。礼规定：进门的时候要弄出大的响动，进门以后，眼睛要向下看，不能冷不防闯进来。”孟子一想果然是自己没按“礼”行事，自己错了，再也不敢提休妻的事了。在孟子的眼里，男人、女人都必须守礼，连自己和妻子也不能例外。
孟夫子们说：“男女授受不亲”。那时候，男女相悦是见不得人的丑事。没有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男女相从就要被父母轻贱，为国人耻笑。所以在中国古代，没有多少真正的爱情。只有卓文君和司马相如式的私奔、崔莺莺与张生式的偷偷摸摸的私定终身，或者是“倩女离魂”式的精神恋爱。
在古代，女子嫁给男子，其职份就是“必恭必敬，无违夫子”，服从丈夫，服从强加给她的命运；男子的职份就是“畜妻子”、“保妻子”，养家糊口，维持生活。这就是圣人们所确定的“夫妻有别”，男主外、女主内的生活模式。
圣人们把男女关系的本质确定为“夫妻有别”，所言不及思义，这种教诲造就了无数寡情薄义的婚姻。曾子因妻子给母亲蒸梨不熟而休妻，吴起为讨得魏国信用竟弑妻明志，连《三国演义》中的一个刘姓穷百姓，为招待刘备竟弑妻为之食。历史上典妻、卖妻、弑妻为食之事层出不穷。“夫妻有别”之说，直到今天，影响犹然甚巨。我现在还常听人说：“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媳妇媳妇，洗衣服洗衣服。”
“男女授受不亲”，今天之人会觉得这种礼节实在迂腐可笑。但圣人们是为了给社会提出一种行为取向。其实质是为了防止男女勾勾搭搭，行为不检点，造成生活的堕落与淫乱。这种防范只能对君子产生效果，而对小人至多只能在形式上起一个约束作用。不能从根本上杜绝潘金莲、西门庆的丑行。
“男女授受不亲”是礼。那么，嫂子失足落水，振臂呼救，身为男子的小叔要不要依“男女授受不亲”之礼，抽手作壁上观？孟子直言不讳：“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礼制在圣人那里决不是僵死的教条，是使庶民百姓归于一种和谐的人伦关系。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男女有节，朋友忠信。礼制只是手段，人的幸福才是目的。
然而后世的“道德”卫士们，却本末倒置，为了周全“礼制”牺牲人。他们没有领悟圣贤之道，只抱定圣贤们的只言片语。没有领会圣贤言行的精华，却把那些糟粕奉为珍奇。圣人死了，但死不瞑目。
看看国人一部礼的历史，圣人们该追悔莫及了！
“男女授受不亲”最后变成了鼓励女子因为男子“非礼”触及臂膊就砍掉自己的胳膊、就去寻死的教唆。“舍生取义”演化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疯狂的贞操教化，化成贞妇烈女的悲惨故事，化成无数被贞洁牌坊幽囚的怨魂……生命的价值如此低贱，生命如此脆弱。倘若圣人地下有知，天上有灵，看见自己为民生幸福而立的制度竟变成了吃人的礼教，他们该战栗于生前的言语了。他们的一时之语，竟成为连生命也无法冲决的罗网，生命触及到这曾无比辉煌的思想竟凋谢枯萎了。
当时间的脚步匆匆走进二十一世纪，“男女授受不亲”已被打上封建的烙印，成了博物馆里收藏的尘封古董。男女交往有了宽松的环境，可以大胆地、无所顾及的追求美好的感情。但遗憾的是我看到的美好的情感少，淫乱和堕落多。许多男男女女都疯狂地寻求婚外恋，疯狂地寻求感官刺激。前不久看到报上官方报道，艾滋病患者已达八十多万。这病象洪水猛兽汹涌而来。面对触目惊心的道德状况，伦理学家们痛心疾首地叹息：世风而下，道德滑坡！是几千年的禁固，还是西方国家的黄祸影响，人们要矫枉过正。仔细想想，孟夫子错了么？其实可以选择、可以改造的是制度；不可选择、不可改造的是人性。地不分东西，人不分黄白，都是长着同样屁股的猴子。这个时候能够区别高下的，只有制度：是约束人性，还是放纵人性。制度作用于社会、人，其实宽严皆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