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生活的时代，奴隶制度已经崩坏而封建制度还没有建立，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大转型时期。因为孔子推崇周礼，有人据此认为孔子是代表奴隶主阶级利益的。这个观点值得商榷。
孔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八佾》第9章）就是说，夏代的礼，我能说的是，杞国的礼不足以作为考证的依据；殷代的礼，我能说的是，宋国的礼不足以作为考证的依据。“文献”不足的原因，有充足的“文献”，那么我就能考证出来。“吾能言之”不能说是我能说出来，如果孔子能说出来，怎么解释“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杞国是夏的后代，宋国是殷的后代，孔子的话无疑说明，他们都没有照搬祖先的礼，都有变化发展。
孔子又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为政》第23章）这应该是孔子进一步研究、整理《诗》、《书》、《礼》、《乐》、《易》等文化典籍后说的话。如果孔子只知道有损益，不了解如何损益，那就不好理解“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孔子比较夏、商、周三代的礼，感慨地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第14章）
在《雍也》第24章中，孔子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齐国是当时的经济强国，鲁国是周的后代，齐国和鲁国这二个诸候国，怎么个变法才能“至于道”？纵观《论语》，孔子基本上没有提出社会制度、经济关系方面的对策，孔子关注的是人，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孔子的理想是建立一个顺民心、有秩序的社会，这个社会是奴隶制社会还是封建制社会并不是他考虑的重点。如此说来，上面的话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实际上，孔子只是对社会现象进行反思，他认为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必须要有“礼”来规范。
为了进一步论证我的观点，这里介绍一下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管仲。管仲（？—前645年），名夷吾，字仲，颖上（今安徽颖上县）人。他原来很穷，曾作过小商人，后来成为齐国公子纠的家臣。公子纠与公子小白争夺君位，纠不胜身死，小白立为齐君，就是齐桓公。齐桓公用管仲为相。管仲在齐国推行封建制改革，如“相地衰征”（按土地好坏分等级征税）、“赋禄以粟”（国君给臣下发俸禄）、“士无世官”（废除世袭制度）、“官事无摄”（一个官员不能兼摄几个职务），都是史无前例的。由于齐国适应时代发展需要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齐国国力大增，齐桓公成为春秋第一霸主。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强盛的齐国仍然推行“尊王攘夷”（尊周天子为王，与诸候国结盟，共同抵抗外夷）的外交政策。从建立统一的封建制度方面看，管仲的改革并不彻底，但管仲显然是第一次大转变时期拥有先进思想的，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推行进步改革的政治家。
孔子原先是否定管仲的。《八佾》第20章中，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在孔子看来，管仲不节俭、不知礼，是个器量小的人。但是，孔子后来显然改变了对管仲的看法，在《宪问》第9章中，有人问到管仲，他承认管仲是个人材。史载，伯氏有罪，管仲为宰相，奉齐桓公之命，依法剥夺了伯氏的采邑三百户。因管仲执法公允，伯氏口服心服，直到老死都没有怨言。孔子因此而欣赏管仲；在《宪问》第16章中，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这里，孔子承认管仲有“仁德”；不仅如此，孔子甚至对管仲达到顶礼膜拜的程度。在《宪问》第17章中，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卫灵公》第11章），这是孔子的取舍，也是实事求是的观点，朝代虽有更替，但不是全盘否定。孔子虽然倡导周礼，也不是没有扬弃。“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子罕》第3章）是一个孔子具体对待周礼的例子。孔子通过对周礼的“损益”，形成了自己的“道”，他有了自己的“仁义道德”标准。在这里，他就是以恭俭标准来衡量的。
在孔子看来，先学习礼乐而后做官的是没有爵禄的平民。先做官后学习礼乐的是有爵位的贵族。如果要选用人材，他要选用先学习礼乐的人（《先进》第1章）。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孔子并不刻意去维护奴隶主阶级的利益。相反，孔子十分关心底层人民的生活，孔子认为，做为国君虽然高高在上，可以为所欲为，但“一言可兴邦，一言亦可丧邦”（《子路》第15章），如果国君得不到人民的拥护，这个国家就会灭亡（《颜渊》第7章）。不能因此说孔子是代表奴隶或农民利益的，就如同不能因为孔子推崇周礼就认为孔子是代表奴隶主阶级利益的。
孔子生活在阶级社会里，他的思想不可能没有阶级的烙印，“君子”和“小人”就是最好的明证。但是，孔子是在认同天子、认同君臣关系、认同社会等级制度的基础上，以“人”为中心对社会问题进行反思的。这样，他的思想往往模糊了阶级利益。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季氏》第2章）显然，孔子的理想是维护最高统治阶级利益的，他不希望社会无序，国家各自为政。至于说天子是代表奴隶主的利益还是代表地主的利益，孔子似乎并没有去考虑。
孔子提出了“道”，却没有实现“道”的对策，他想以“道”兴“道”，是不现实的。他的“道”不能为统治者利用，甚至也不能被普通人民理解，他是“不可为而为之”，成为一个脱离实际的人。所以，孔子是思想家，而不是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