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霍松林先生的杜诗鉴赏，师心会意，烛幽透骨，堪与原诗相辉映。本文探析的是其中的两篇，即《春夜喜雨》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在这两篇鉴赏中，先生“凌绝顶”，入“化境”，以诗圣般的胸怀，成宏妙浑厚之作，带给人们的不仅是方法论的启迪，更是灵魂深处的震颤以及如何为人、为文的灯塔与路标。
关键词：霍松林；杜甫；诗歌鉴赏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
收稿日期：2007-09-
作者简介：段留锁（1963—），男，汉族，陕西商洛人，武警工程学院基础部语文教研室教授，文学硕士。

霍松林先生是海内外著名的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文艺理论家、诗人、书法家，现任中国杜甫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华诗词学会名誉会长等。先生对于杜诗，可谓“口不绝吟”，“手不停披”，“纪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韩愈《进学解》）在中央大学上学期间，就有《杜甫在秦州》、《杜甫与李白》、《杜甫与高适》、《杜甫与郑虔》、《论杜诗的诙诡之趣》、《论杜甫的创体诗》、《杜甫诗论》等论文发表；1940年代末，陈颂洛先生曾有诗云：“西球何必逊东琳，太学诸生孰善吟。二十解为韩杜体，美才今见霍松林。”正是如此“沈浸醲郁，含英咀华”而又登高壮观，凌云劈空，先生鉴赏杜诗的文章，才能“闳其中而肆其外”，致渊深而通要眇，大有杜甫沉郁顿挫，萧散自然之风。本文仅以《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12月第2版，以下简称“《典》”）中的《春夜喜雨》（以下简称“《雨》”）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以下简称“《歌》”）为例，对先生的其人、其文管窥一二。

一

《典》初版于1983年12月，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鲁迅《论睁了眼看》）“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斯大林《1936年10月26日与作家代表在高尔基家中的谈话》）而“不是糖果贩子，不是化妆专家，不是给人消愁解闷的。”（契诃夫《1887年写给玛?符?基塞列娃》）——当然，更不可能是为“超女”、“快男”鸣锣开道或为黑心矿主以及其上的保护伞呐喊助威的：如此等等，至今（2006。12）已整整23年了！在这23年中，《典》截止2004年12月第2版，印次35，印数2，400，000，年均印次约1。7，印数约114。286；到2006年11月第43次印刷时，印数2，540，000，年均印次4，印数70，000：总计年均印次约1。87，印数约110，435。这样的总年均印次及印数，是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一册》（隋唐五代部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月第1版，1999年6月第28次印刷，印数：1，135，001-1，156，000”年均印次约1。47的1。27余倍，年均印数60，842的1。81余倍，《新选唐诗三百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7月北京第1版，1994年4月北京第5次印刷，印数：931，501-961，500”年均印次约0。36的2。77余倍，年均印数约68，679的1。6余倍；又是《辞海》（1989年版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1993年12月第9次印刷，印数：476，001-532，000”年均印次3及印数约177，333的0。62余倍，《辞源》（修订本，1-4合订本）“（商务印书馆）1988年7月第1版，1993年7月第5次印刷，印数：15，250”年均印次0。6的3。11余倍，年均印数9，150的12。06余倍。《典》“出版说明”指出：“本社《唐诗鉴赏辞典》是国内文艺类鉴赏辞典的发轫之作。它的出版，是中国出版史上的一个创举。它首创的融文学赏析读物和工具书于一体的编写体例，已成为中国文学鉴赏辞典的固有模式，……受到广大读者的普遍欢迎，也得到国内学术界及出版界同行的广泛认同。”对照以上数据，可知此言非虚。笔者还想说明的是，正像中华文化起点往往就是终点，甚至顶点（如孔孟、老庄）一样，《典》的“发轫”、“首创”等等，留给人们的，恐怕也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这也是以上不厌其烦，反复“量化”的原因之一。
“荷马史诗已流传两千五百多年而未失一个音节或一个字母；而在此期间却有无数座宫殿、庙宇、城堡和市镇，已被腐蚀完毕或毁灭殆尽，难道事实不是如此吗？”（培根《学术的进展》）“天上浮云如白衣，斯须改变如苍狗”，杜甫《可叹》诗中的这两句，很可以用来形容这23年的沧桑巨变。1983年前后的光荣与梦想，激情与沉思，是海市蜃楼？是精神家园？至今已恍如隔世，心向往之也好，嗤之以鼻也罢，似乎都无可无不可，因为这些的确都比较“虚”；但初版于此时的《典》及此后的印次与印数，却实实在在，其“发轫”而登峰造极，“首创”而凌云劈空，已如上述。然而，说它定会如荷马史诗或唐诗宋词般永垂不朽，似乎言之过早；但只要你稍一涉猎，品味其一二原诗及鉴赏，尤其是李杜及俞平伯、萧涤非、周汝昌、钱仲联、马茂元、霍松林等大师的诗与“文”，你的赞叹和敬畏，恐怕真会身不由己而言却由衷！移用“利在当代，功在千秋”这样的套语来评说，倒是恰如其分，丝毫不差的。
牛顿的墓碑上分明刻着：“在茫茫的黑夜里，万物隐去了行踪。上天降下牛顿，于是，到处都有了光明。”（蒲柏题）“有两种东西，我们愈是时常愈加反复地思索，它们就愈是给人的心灵灌注了时时翻新，有加无已的赞叹和敬畏：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则。”这是康德《实践理性批判》中的名言，而且就刻在康德本人的墓碑上。是否也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天降杜甫，中国的诗人们才有了自己“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则。”如果此说不至于大错特错，那么，对于杜诗及霍先生的鉴赏再来“探析”，的确非笔者才、学、识所能及，这也是本文之所以只敢略窥《雨》和《歌》的原因之一。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在《典》中，霍先生鉴赏的杜诗共计9篇，不仅数量最多（其余诗人张九龄、祖咏、王维、王湾、孟郊、韩愈、温庭筠、杜荀鹤各1篇，白居易7篇，柳宗元2篇，李商隐4篇），而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