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被目为“国学大师”，具备深厚广博的国学修养，同时又兼有深湛的西方文化修养，这使他跟一般专制国学的学者有所不同，连钱仲联先生也说，国学学问，不敢多让于钱钟书，但洋玩意是不懂的。钱钟书身跨两大文化系统，而酷爱旧诗，自称：“雅喜谈艺”，不仅写出了洋洋数十万言的诗论巨著《谈艺录》，而且本身也是个诗人，留下了不少的颇见功力的旧诗佳作，中国诗在他的眼里，到底是个什么形态的艺术呢？在此钱钟书更早的前辈学者吴密，朱光潜那里，都有过相关的作中西诗比较来凸现中国诗特征的论述，朱光潜更有一本《诗论》，专门探讨这些问题，那么钱钟书又是如何看待这些问题的，钱钟书对中西诗的比较发表过一定的言论，主要集中在《谈中国诗》，《中国诗与中国画》，《读〈拉奥孔〉》等数篇论文里，本文试作概括论述，对钱钟书这些精辟评论的学习为我们更好的鉴赏中国古诗；在今天所谓“现代”，“后现代”的全球化社会里，以更新的眼光更广阔的视野去看待丰厚汉语旧诗遗产当不无帮助。
钱钟书的研究用的是一种中西互参的方法，这种方法往往使他的论述新迭出。在观照西方文化的时候，他会用一种中国人的眼光，而在观照中国文化时，他又会用一种西方人的眼光。研究中国旧诗，他依据的也是这样的方法。
他认为依据西方文学史学家的意见，诗的发展先有史诗，次有戏剧诗，最后有抒情诗，中国诗则不同，中国没有史诗，中国人缺乏伏尔泰所谓的“史诗头脑”，中国最好的戏剧诗产生远在最完美的抒情诗以后，而纯粹的抒情诗精髓和峰极，在中国诗里出现得非常之早，所以中国诗是早熟，早熟的代价是早衰，中国诗因为一蹴而至最高的境界，以后就缺乏变化，而且逐渐腐化，类似中国诗的这种情形，在中国文化里为数不少，比如中国绘画，中国哲学等。钱钟书从诗史比较的角度来进行论述，使我们对中国诗史的前后起落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
从文艺欣赏的角度来看，钱钟书认为中国诗是文艺欣赏里的闪电战，平均不过二三分钟，和美国诗人爱伦坡主张相比，中国诗是最符合他的意见的，爱伦坡主张诗的篇幅愈短愈好，最长的诗不能需要半点钟以上阅读。而中国的长诗和西洋中篇诗相比，也只是声韵里面的轻剪掠。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因为一篇诗里不许字两次押韵的禁律限止了中国诗的篇幅，同时，也可能是适配了中国诗人的诗心。不过，钱钟书又认为，简短的诗可以有悠远的意味，中国诗人咬使人从“易尽”里望见了“无限”，不同于外国的短诗贵乎尖刻斩截。
中国诗有富于暗示的特点，这是一般西洋读者的看法，钟书则吧空上叫做一种怀孕的静默。中国诗里用疑问语气做结束的，比西洋任何一诗来得多，而又问而不答，以问为答，给你一个回肠荡气的没有下落，吞言咽理的没有下文，所以，钱钟书认为新式标点符号往往不适合中国的旧诗词，因为标点增加文句的清楚，会使流动的变成冻凝，连贯的变成破碎，朦胧萌拆的变成肯定和鲜明，剥夺了读者玩索想象的奢侈。
中国诗的“比重”低于西洋诗，好比蛛丝网之于钢丝网。关于这个特点，钱钟书反复申说，在不同的论文里提到过，他认为中国诗的音调单薄，只像吹着芦管，而西洋诗的音调像乐队合奏，而这跟语言的本质有关。和西洋诗相比，中国旧诗大体上显得情感不奔放，说话不唠叨，嗓门不提得那么高，力气不狠，颜色不那么浓，中国诗里算是“浪漫”的，和西洋诗相比，仍然是古典的，中国诗进而算是痛快的，比起西洋诗，仍然不失为含蓄的，中国诗词进而够鲜艳的，在西方人看来还是素淡，中国诗里“直恁响喉咙”的，西洋读者也只觉得是低言软语。
最后，钱钟书进一部从中西诗的内容差异来比较，关于这一点，他说得比较简略，认为中西诗内容基本上没有多少差异，但是中国社交诗歌特别多，而宗教诗歌几乎没有。在总结式的叙述李，钱钟书认为中国诗里在西洋诗的品质，在西洋诗歌进而感有所谓“中国”的成分，不可去轻易相信所谓中国文艺或思想的特色此类说法，对谈中西文化本位的人，应该让“哈巴狗”去咬，事实上这反映了钱钟书一贯的“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的观点，体现的正是他提倡的“打通”思想。
在后期集大成的著作《管锥编》里，钱钟书将打通的范围扩展倒整个人文领域，应用的还是这种不分中西的观点，中国诗作为中国文化重要的一部分，在钱钟书中西互参，高屋建瓴的观照之下，更能体现出自身的艺术特征，相对老一辈的传统学者，这种治学优势是很明显的，他本人也对老辈学者的治学方法颇有微词，比如在《与张君晓峰书》这封早期信函中，就不以为然的批评书：“老师宿儒皓首穷经，亦往往记诵而已，于先哲之精神命脉，全然未窥，彼以版本考订为文学哲学者，亦何尝不以能读古书自诩于人耶？”
无论在研究旧诗，还是整个中国古典文化遗产，钱钟书都有一股强烈的批判反思精神，而这种批判又是在中西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他的中国旧诗馆，应该会对我们有相当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