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声何处》是余秋雨专题谈昆曲的文集，里面那篇从国民对昆曲的喜好回忆《不可思议的社会性痴迷》的文章，给我们展现了从十六世纪后期到十八世纪末在中国兴起的对昆曲的社会性痴迷状况，大有呼唤昆曲重返繁荣时代的愿望。然而，昆曲和别的戏曲一样，已经无法挽回没落的命运，若能于历史的浪涛中冲刷出些许痕迹，已是戏曲艺术的大幸。那时的社会性痴迷并不是冲着昆曲的艺术性而来，仅仅是受了中国国民一贯的从众心态驱使，所以，从这个角度说，那并不是真正的社会性痴迷，而是国民从众心理的集中表现阶段。余秋雨将那万人空巷去观看昆曲的情形，说成是对昆曲的社会性痴迷，未免有些自作多情。
中国人的从众心态其实自古有之。中国的文学中出现阶段性文体特征，多半和从众心态有关。这主要体现在自唐诗以后的几大文体上。唐代自开国的几大诗人即唐初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起，加以有当时身为朝廷重臣的房玄龄、陈子昂、沈全期、宋之问等人的推崇，唐诗便风靡全国。后来，唐朝的科举考试还将诗赋写作作为考试科目放在第一场。有了这样的因素，唐朝天下于是乎出现了写诗的热潮。欲求功名找前程的儒生专在诗上动脑筋，“语不惊人誓不休”正是那种想凭借一语惊人在官场得意的心态的最好写照。隐居田园不求上进的处士渔隐，也要用写诗来下酒，以吟诗来书怀。连那市井与功名绝缘的凡夫俗子，也都喜欢拿起笔来书写两首，红白喜事也都一律地跟诗歌较上了劲。男人写诗不说，女子照样写诗。李世民是男皇帝诗人，而武则天是个女皇帝诗人；李贺是个写诗的男神童，薛涛却是个写诗的女神童；白居易有《赋得古原草送别》，徐惠有《赋得北方有佳人》。一个像这样痴迷于诗歌的朝代，的确世界少有。这里面虽然有政府的提倡，功名的需求，可是那些跟功名有距离的人，也都喜欢吟诗作对，这就只能被解释成是从众心态在作怪了。后来宋朝的长短句的兴起也与唐诗相似。
对文学的痴迷如此，对于戏曲的痴迷也更是如此。历史上元明清三代都有着对戏曲痴迷的状况，元代只痴迷杂剧，明代就痴迷于昆腔、皮黄和北方梆子，清代就痴迷于京剧及各种地方戏，民国时几乎每一种戏曲都拥有一大批的发骚友和追随者。人们对戏曲的痴迷有多半是因为当时的文化生活样式有限，更主要的还是因为那是一种时尚的东西。能建立戏院，能邀请戏班子，能欣赏戏曲，有机会凑热闹，这都是时尚化的体现。大户人家爱这热闹，就是稍微有点身份的都喜欢这样的热闹。看门道的少，凑热闹的多，这就是从众心态的文化驱从。原来在乡下，经常能欣赏到爱摆阔气的人家请来的戏班子的表演。那情形，往往是里三层外三层的围观，树上房顶到处是不知疲倦的眼睛，其实没几双眼睛能瞧出个门道来。我想，这是与以前的社会性痴迷差不多的。
前不久，一个本地的暴发户，邀请了一个唱歌的“团队”，在公路边乱七八糟地为父亲贺寿。虽然其中没有一个像样的名角，但围观者竟然也是里三层外三层，差一点就阻断了公路。这场面在大城市也是经常有的，不过私人的不多见，到是利用公家的钱顺着办私家喜事的居多。但无论怎么说，还都是一个时尚的举措。据小报说，现在当红的歌星，凭借自己搞演唱会挣钱的其实不多，他们最大的收益其实就是去参加一些地方庆典或者政府宴会所得来的收入，这些收入多半是纯利，不交税收的。奇怪的是，举办这样的盛会，老百姓还一律的支持，并没有反对，而且花了钱买票，还要在现场负责一个劲地吆喝助兴，让人深有“与民同乐”之感。请歌星到本地演出已经成为了一种新的社会性痴迷，官员也好，百姓也好，并没有几个人是为了艺术惩办晚会的，他们一律地相信这样的盛会，可以提升本地的声誉，打出本地的品牌。前一段时间与几个政府的人员共餐，其间也谈到举办这种盛会的事，公务员们照例都相信歌星的魅力，大有没能亲睹蔡依林芳容、亲听孙悦脆声的惋惜之情。我见了这般人员面色，相信他们一旦有了资金和机会，是绝对也要风光一番的。从众心态助长的时尚化生活，时尚化生活反过来也促成了从众心理的蔓延。
社会性痴迷是对时尚喜好追随状况的斯文的用词，说白了就是从众的文化心态。这样的痴迷只能使文化形式趋于表面的繁荣，并不能促进艺术的真正进步，更不能使一种文化艺术形式长久不衰，因为那就跟吃饭菜一样，长久地吃一样东西总会吃厌烦的，一旦出现了新的菜目，人们的口味就会发生变化。社会性痴迷没能挽救昆曲，当然也挽救不了别的艺术品种，只有在民间培育起艺术的细胞，才会开出艺术的花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