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忠言逆耳，良药苦口。
不过，有时候我也想，如果忠言也能说得艺术一点，良药也不用那么苦，是不是会更有利于人们接受呢？
明代史料笔记《玉堂从语》记载：正德年间，明武宗要把关中大片良田赐给秦王。众臣苦谏不听，无计可施。大学士梁储没有简单地犯颜直谏，而是根据武宗的旨意起草诏书。在诏书里他写到：“昔太祖皇帝著今日此土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广且饶，藩封得之多畜士马，富饶而骄，奸人诱为不轨，不利宗社。今王请祈恳笃，朕念亲亲其升地于王，王得地宜谨，毋收聚奸人，毋多畜士马，毋听狂人劝为不轨，震及边方，危我社稷。是时虽念全亲亲不可得也。王慎之，毋忽。”武宗看罢，吃惊地说：“原来后果会这么严重！”马上收回成命。如果大臣们都采取针尖对麦芒的方式，以明武宗的性格，他是不会轻易听从的。梁储深知武宗轻率的性格，巧妙劝谏，让明武宗自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顺利地解决了难题。
名噪一时的武周名臣狄仁杰在劝谏武则天立嗣的问题上也有异曲同工之妙。武则天后期，她的侄子武三思风头很盛，颇有夺嫡之势。武则天也不太满意当时的太子、自己的儿子李显，一时犹疑不定，于是询问狄仁杰的意见。狄仁杰深知武三思在武则天心目中的位置，又明白武则天对于把帝位传给李姓后人的不认同，先前已经有不少大臣因为在这一问题上的轻易表态不仅没有帮助太子巩固地位，反而都身遭不测，他不能心直口快地一说了之，于是狄仁杰非常巧妙地说到：“立子，则千秋万岁后配食太庙，承继无穷；立侄，则未闻侄为天子而附姑于庙者也。”是啊，从来只有儿子为父母祭奠，没有侄儿为姑妈祭祀的。寥寥数语，言简意赅地点出了亲子与侄儿的亲疏远近，武则天立刻认同了他的建议，李显的太子地位得以保全。
还有一个“烛邹亡鸟”的典故也是如此。春秋时候，齐景公喜欢玩鸟打猎，派烛邹专管看鸟。可是，烛邹却不小心让鸟全飞了，齐景公大怒，下令处死烛邹。晏子见景公正在气头上，怒不可遏，便请求景公允许他在众人之前尽数烛邹的罪状，好让烛邹死个明白，以服众心。景公答应了。
于是，晏子便对烛邹大声训斥道：“烛邹，你为国君管鸟，却失职丢鸟，这是你第一大罪状；你使国君为了几只鸟而杀人，这是你第二大罪状；你使诸侯听了这件事，误以为我们国君重鸟轻人，这是第三大罪状。有此三罪你是死有余辜。”说罢，晏子请求景公把烛邹杀掉。此时，景公早已听明白了其中的意思，转怒为愧，连说：“不杀！不杀！我已明白你的意思了。”
比起那些“犯颜直谏”、“批鳞痛谏”，上述这些艺术性的忠言劝谏更加讲求实效，既一语中的切中问题要害，又不致引起被劝谏者的逆反心理，比较容易为其所接受。
历史上名垂书帛的关龙逄、比干、杨继盛等人，他们的劝谏自然很有道理，他们的忠心和勇气更加无可厚非。可是他们的方法也许可以进一步商榷。如果他们不是那么一味地直谏、死谏，而是看准问题的实质，根据被劝谏者的特点，运用艺术的语言和方式方法进行劝谏，说不定效果会更好些。毕竟进谏忠言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对方听进去，而不是为进谏而进谏。
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借宝玉之口说出了对历来为士人奉若神明的“文死谏、武死战”信条的独特见解。他说：“那些个须眉浊物，只知道文死谏、武死战，这二死是大丈夫死名死节，竟何如不死的好！必定有昏君他方谏，他只顾邀名，猛拚一死，将来弃君于何地！”诚为精辟。
劝谏也就是给人提意见，非常需要讲求艺术和方法，越是至理诤言越是如此。因为既然这些意见对于被劝谏者非常重要，那么提意见者当然要运用最恰当的方式方法提出来，以使对方能够听得进去，从而达到自己劝谏的目的。而不是简单地一提了之。
简单地甚至是粗暴地提意见很可能会使对方把提意见者置于自己的对立面，不仅听不进意见，还更加激化了矛盾。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民间流行的“刀子嘴豆腐心”也颇可斟酌。因为他还需要人们在听意见时先要对这个人的秉性有深入的了解，需要在听到“刀子嘴”的同时看到其后掩藏的“豆腐心”，无疑这增加了沟通、理解的环节，也就平添了接纳的难度。
如果把“豆腐心”也用“豆腐嘴”表达出来，岂非更好？